胡雪娇、金圣华：我要到处讲，不停讲——金圣华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为面对面的半结构性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19日12:30至15:00，地点在香港九龙窝打老道城景国际酒店。访谈主要围绕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大”)翻译系创系简史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展开。
胡雪娇：金教授，这次访谈主要想请您谈谈做翻译和教翻译的经历。您几十年来投身于翻译事业里，翻译可以说是您个人历史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能不能先说说您是如何与翻译结缘的?
金圣华：和翻译结缘啊，那是我第一份工作。我从崇基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在Shell(壳牌石油公司)的内部刊物当编辑兼翻译。那时候只在大学念过一两门翻译课，以为中英文好，翻译也不会难到哪里去。真的就干起翻译来，还不是文学翻译，而是公司业务所涉及的农药、化学、机械等各种实用文本，什么都有。当年我还翻译了香港第一本《丁烷气使用手册》(那时“石油气”称为“丁烷气”)。我记得每天要做大量翻译，有时甚至加班到半夜。就是这样做起翻译来的。后来从做翻译又到教翻译、改翻译、谈翻译，竟与这行结下不解之缘，接触到不同范畴的翻译，翻译过小说、诗歌、论文、家书、新闻、财经、科技、法律等文学和非文学类文本。其实翻译不过是个总称，翻译活动林林总总，须根据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和读者群体等多重因素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手法。
胡雪娇：原来您还有一个丁烷气的故事啊，那后来怎么在香港中文大学办起了翻译系呢?
金圣华：这个说来蛮好笑的，也是缘分。工作一年后我出国留学，回国后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和哲学系做助教，从最低做起，以为这辈子就搞哲学了。那时候学校的课程概览都是中英双语对照的，英文为主，中文版由每个系自行翻译后送去校方审核。其他系送过去的翻译都得大刀阔斧地修改一番，只有我们宗哲系的不用改，因为是我翻译的嘛(笑)。后来有次副校长演讲，稿子也交给我翻译，一个字不用改。这些大概给学校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之后我放假去旅行，回来收到一封信，说要把我从崇基学院调到新亚学院，因为学校决定在新亚学院成立一个新的翻译系，每个学院要派一人参与建设。可没想到，这样我就成了三个创系成员之一。三个人加个助教，这个在亚洲率先以“翻译”命名的学系就办了起来，就这么回事。
胡雪娇：20世纪70年代初亚洲高校几乎都没有设立翻译系，中大可以说是从无到有首创了翻译系。您可以介绍一下初创时的情况吗?
金圣华：是的，真的是从零开始。那时整个行业处在开山辟地的始创阶段，翻译系无任何先例可循，缺乏参考资料和有关教材。创系初期，翻译只是副修课程，主修中文、英文、新闻等专业的学生来翻译系修课。系规模虽小，但很吃香，竞争激烈，学生都是经过选拔的。很多年过去后，翻译都没变成主修专业。后来系里也是先招收研究生，过了段时间后才开始招本科生，变成主修专业的。因为教材从缺，我还与孙述宇教授合作编过《英译中:英汉翻译概论》(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1980)，大陆和港台大专院校修读翻译的学生经常把它用作参考教材。
胡雪娇：太不容易了。据我了解，中大翻译系的独家特色课程就是请翻译名家和经验丰富的译者主持的“Translation Workshop”(英汉/汉英翻译工作坊)，对于学生提升翻译能力大有助益。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门课是如何设计、进行的?
金圣华：Workshop是我带进来的。我第一次学术休假去了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海内外的翻译课程寥寥，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进修，但我无意中发现这个大学竟然有个创作系，而系中居然有个翻译组，由著名诗人、翻译家布迈恪(Michael Bulock)教授主持。我抱着试试的心情写信过去问能不能访学，布迈恪教授竟然很快发电报说欢迎我去。那时还不认识他，后来我倒是翻译了不少他的诗作。于是我大年初二就背井离乡远走温哥华了，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家。到了UBC后在创作系旁听布迈恪教授的“翻译工作坊”，课上讲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法语如何翻译成英语，一上就几个钟头。后来我就把这个形式带到中大翻译系，按照教学的实际情况调整、创新，并逐步完善、规范起来。
这些年来我教的多是硕士班，“翻译工作坊”是硕士班必修课。英译汉和汉译英课各上一学期，每周一次三小时的课，每班学生人数在十五六位到二十位左右。通常第一阶段是dril，即集体练习，由浅入深，从字词句到片段篇章，测验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及语域的宽广程度。比如先选出一些英语词汇，然后要求学生按照这些词汇可能出现的语境写出各种不同的中文译法。最基本的词汇我选过man、woman、boy、girl，再在词汇前加些简单的修饰词，如old、young、handsome、beautiful等，最后得到的答案往往五花八门。简单如a man可以译出“一个男人”“一个男的”“一位男士”“一位男性”“一个汉子”等，前面加上old时，一般的译法有“老人”“长者”“老头”“老汉”“老叟”“老翁”“老先生”“老公公”“老家伙”等几十种，有时还有“老子”或“丈夫”的意思。种种译法，有尊有卑，有庄有谐，有亲有疏，全凭上下文而定。翻译初学者最容易不假思索地对号入座，看见boy就是“男孩”，man就是“男人”，而这样简单的练习马上能让学生意识到翻译中遣词的弹性。之后再循序渐进地选一些诗歌、演讲词由全班一起翻译、探讨，再慢慢往难处行进。
第二阶段是presentation(做报告)，由学生独立翻译自选的4000字长度的篇章，并在课堂上择取其中若干片段轮流报告，报告人需提前一周将译文发给老师和同学阅看、准备。译者在课上报告完毕后由另一位同学担任commentator(评述员)，就译文的特色、风格、炼字、技巧提出评述与建议，再由全班同学一起探讨、研究，导师则从旁提点、引导并加以总结。因为篇章是学生自选的，题材各异，体裁也不尽相同，从小说、散文到历史、哲学类文本再到新闻报道、科技文章，应有尽有，因此一人翻译全班学习，全班学生能在工作坊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文本，使学习效果最大化。我记得有位在食物环境卫生署工作的在职研究生(他是高级顾问医生)还翻译过有关传播登革热的白纹伊蚊的材料。如果工作坊学生少，时间充裕，则还有第三阶段进行最后总结，学生可以就翻译这篇作品时遇到的“疑难杂症”提问，大家共商对策。到学期末时，学生把自选篇章全部翻译完成，交给导师批阅。
“翻译工作坊”课的主要目的是能使学生在研习理论之余，真正有操练的机会，不至于只知纸上谈兵。这种教学方式着重课室中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学生既有实践又有思考，既自学又向老师和同学学习。工作坊自在中大翻译系创设以来，行之已久，功效卓著，学生反馈极好。当然，授课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教师的经验与学生的投入。所以，工作坊对主持教师要求很高，非经验丰富的从业译者不可，否则在课堂上难以做出及时、精到的点评，课堂效果便大打折扣了。除了我本人之外，此前我们系里曾延请知名翻译家如闵福德、黄国彬等主持工作坊教学，学生从名家的课上获益匪浅。
胡雪娇：工作坊的设计合理又精彩，学生必然能取得实在的进步，提升翻译能力。除工作坊以外，中大翻译系还开设了哪些课程呢?您是否也常在课外组织活动，促进学生学习?
金圣华：翻译系设置的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除了工作坊外，翻译理论也是必修课。为了配合世界潮流、适应社会需求，翻译系还设有多种实用性的专门翻译课程供学生修习，因为不同范畴的翻译活动意味着不同的挑战，翻译虽有共性的部分，但针对性的训练必不可少。比如文学翻译和法律翻译，它们对译者的要求南辕北辙，文学翻译倡导的原则运用到法律翻译几乎都行不通。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再创造”，追求原文的意境神韵而不落言筌;法律翻译则不求措辞华丽，最忌随意增删。因此翻译系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修新闻翻译、法律翻译、交传、同传等课程，还可跨系选修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的课程。
课外，翻译系也与合作伙伴设立了一些实习岗位，鼓励学生参加实习，在现实的翻译工作中磨炼技艺。我还在中大组织过“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其下专设“文学翻译奖”，特别鼓励全球各地大专院校在校生参加;也着力推动翻译学术研讨会，举办与翻译有关的文化活动，搭建平台，助推翻译事业。另外，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不仅是对两种语言的普遍认知，还是个人对两种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所以翻译系要致力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语言造诣。就我自己来说，我时时敦促学生广泛涉猎，也乐意带他们参与文化活动。比如“昆曲义工”白先勇教授携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来中大演出昆曲折子戏时，我就与学生相约同去，共享一场声与色的盛宴。和年轻人一起听这样千回百转的传统戏剧，对我来说也是很特别的体验啊。有趣的是，听戏的时候也心怀翻译，不由自主地兼顾中英文字幕，看出许多花样来。
胡雪娇：白教授是“昆曲义工”，您是“翻译义工”。
金圣华：白先勇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榜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要到处讲，不停讲，直至有一天，人人都知道昆曲之美为止。”我呢，也愿意到处讲，不停讲，当然是讲翻译。自从与翻译结缘，一路上风景太好，故事太多，幸运地结识了许多译界名家和学者。杨绛先生，杨宪益、戴乃迭二老，高克毅先生，还有白先勇、黄国彬等，他们的人品学识令我钦佩不已，始终砥砺我前行。
胡雪娇：您从70年代初入行，直到今天仍在翻译教学第一线，请您谈谈这么多年来传道授业的心得体会。
金圣华：其实几十年教翻译的岁月里，我发觉最有意思的就是教学相长，真的是乐趣无穷。首先我正是因为教翻译才开始文学作品的翻译。翻译就如绘画或音乐，只谈理论不求实践未免流于空泛。而在众多翻译领域之中，最富挑战性的就是文学翻译。如今科技发达，将来机器翻译必然一日千里，唯独文学作品的翻译层次极高，电脑永远取代不了人心的灵秀与敏锐。于是教学之余，我先翻译了卡森·麦克勒丝(Carson McCulers)的中篇小说《小酒馆的悲歌》，后来又翻译了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长篇《海隅逐客》，以及《傅雷家书》中的英法文信件和布迈恪的诗歌等，切身体会到文学翻译之不易，其中的学问复杂精深。我从实践中总结出经验，再运用于教学。
再者，我往往能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翻译的时候，有经验的教师固然以稳健见长，禀赋佳的学生却往往以灵巧取胜。所以学生时有老师意想不到的神来之笔，使得译文闪烁生辉。而就在审阅指导学生的翻译习作、在课室中与学生交流切磋的过程中，我也收集到许多有趣的实例，不断启发我对中英翻译的思考。这些不仅为我教翻译提供养料，也是我写文章谈翻译最好的原材料，例如我开在《英语世界》杂志上的专栏《齐向译道行》，其所述所言不少都来自历年学生在课堂上、作业中提供的启发。
我还从来港求学的内地学生那里学到了不少“潮语”。每年春节后我都会请外地学生到中大“云起轩”共进午餐，饭前饭后大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次在席间频频听他们讲到“唉!那人真是很雷!”我当然不明所以，看到我瞠目不解的模样，这些学生笑得前俯后仰。还有一回在课上，翻译一个短语really beyond words时，有同学提议翻译成“无语”。我很纳闷为什么选用这么典雅的字眼，使人想起“无语问苍天”等诗词古语，于是评价道“太古典了”。谁知评语一出大家哄堂大笑，原来“无语”也是网络流行的口头禅。后来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从“潮语”到文字游戏》。
胡雪娇：您真是有心人，处处看到翻译想到翻译。谈了这么多翻译教学的故事，最后想请您对我们翻译学习者、热爱翻译的同好说几句，提些建议。
金圣华：最近在研究余光中的翻译，从这儿说起吧。记得余光中教授谈英译汉，有过八字箴言“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他说在白话文的译文里，遇到紧张关头需要非常句法、压缩字词、工整对仗等，这时就需要文言来加强、扭紧、调配。我现在愈发觉得这个论断高妙，是很实用的英译汉指导原则。
当然余光中不仅有译论，还有很多出色的译作。他的翻译中存在着非常精彩的创作空间，因为他的中文功底太好了。翻译时是不是可以创作呢?创作的度在哪里呢?什么时候可以发挥，什么时候不能发挥?从余光中的翻译中举个简单的例子，他翻译了《梵谷传》(Lust for Life)，原文有这样一段话描写梵谷(即凡·高)的一幅画作: “…the sky and river were the color of absinthe, the quays a shade of lilac, the figures leaning on their elbows parapet blackish, the iron bridge an intense blue with a note of vivid orange in the black background and a touch of intense malachite green …” 余光中的译文是:“……天空和河水呈苦艾酒的颜色。码头一片淡紫，以肘支栏的人影灰黑，铁桥作深蓝色，黑色的背景中带有一片夺目的橙黄和一星深孔雀石绿的色调……”原作论及颜色深浅之处，作者用a shade、a note、a touch来表达，译文里使用了“呈……颜色”“作……色”“带有一片……和一星……的色调”来翻译，既忠实于原著，又灵活生动，丝毫不受原文束缚。可见翻译中的确是有创作空间的，只不过这空间的展现与开拓却需要一些巧思和匠心，并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目的语的语言能力。据我的教学经验，现在的学生笔下文字越来越简化，越来越缺乏弹性。词汇贫乏，必然导致思维粗疏，两者相循，正是翻译的大忌。希望年轻人多看中英经典文学，提升源语和目的语语言能力，这样才能负起传递信息、交流文化的重任。
胡雪娇：感谢金教授接受访谈，谈了这么多翻译、教学和人生的故事，谢谢您。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金圣华，毕业于香港崇基学院英语系，后获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及荣誉院士、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长，曾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书院校董。翻译实践和教学经验丰富，主要译著有《小酒馆的悲歌》(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黑娃的故事》(译林出版社，1996)、《海隅逐客》(译林出版社，2000)、《彩梦世界》(商务印书馆，2008)及傅雷英法文书信中译(收编于《傅雷家书》中)等;主要学术著作和编著包括《傅雷与他的世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桥畔译谈:翻译散论八十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认识翻译真面目》(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齐向译道行》(商务印书馆，2011)、《桥畔译谈新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译道无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等;主要文学作品包括《荣誉的造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南海出版公司，2015)、《有缘，友缘》(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笑语千山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树有千千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披着蝶衣的蜜蜂》(海天出版社，2018)等。1997年因对推动香港翻译工作贡献良多而获英国官佐勋衔。
访谈者简介
胡雪娇，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比较文学，研究兴趣为中外文学关系、改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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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61-69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